本篇文章2838字，读完约7分钟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计划建立一批综合性国家实验室，以期提高科研能力。
为了加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国邀请了世界顶级国家实验室的12名专家参加了不久前举行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国际研讨会”。科学出版社的一个附属机构——英语杂志《NSR国家科学评论》出版相关内容。知识分子被授权出版中文内容。专家们关于国家实验室建设的经验和见解值得分享。
建筑量应该更大，目标应该更高
中国现有的大多数国家实验室专门从事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单一用途，而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是多学科和多目标的实验室。与单一学科实验室相比，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可以承担更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项目，并在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
丁洪曾在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内聚国家实验室的执行主任。他补充道:“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实验室规模也有差距。我目前的实验室只有500人，而阿尔贡国家实验室有4000多名工作人员。”他认为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应该把重点放在宏大的长期研究上，而这是大学和企业做不到的。
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托马斯·梅森认为，尽管国家实验室研究项目关注国家利益，但设备的使用可以是国家的，甚至可以是国际的，大多数国家实验室在合作中应该具有区域特征。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安东尼奥·马塞洛说:“国家实验室集中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在意大利，大学无法获得这一水平的资助，但大学可以随意使用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必须有研究优先权，并持续提供资源。国家实验室为科学界服务，也是许多研究生完成部分研究的地方。”
瑞士保罗·舍勒研究所所长乔尔·梅苏特认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应该考虑长期稳定的预算。“人们会以你的第一次成功来评判你。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没有成功，那将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也需要考虑清楚。此外，有一种趋势是削弱国家实验室的活动，将所有重点放在国际组织上。这不好。国家实验室和国际组织应该相互补充。”
国家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主任邓恩·吉布斯强调说:“国家实验室是以任务为导向的。重要的是确定国家的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与大学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和互补的。
在谈到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时，梅苏特说，“确保国家实验室不重复而是补充大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国家实验室应该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在瑞士，这样做很容易，因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属于同一机构。对中国科学院来说，将现有的研究机构整合到即将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中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在北京的代表，何鸿博士介绍了这个由18个国家实验室组成的独特的科研单位。他说:“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之间，既要强调竞争，也要强调合作。我们有固定的机构研究经费分配，保证比例逐年稳步增长。这些资金约占每个国家实验室年度支出的80%，其中90%来自联邦政府，10%来自州政府。当然，由于我们自身的组织特点和财务优势，我们也会不时受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攻击。”
英国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赖特说:“在英国，预算雄厚、设施庞大的大学和机构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
但是，丁洪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协调两者的关系方面有很大优势:“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有设施但没有研究生；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学生但缺乏设备。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两者兼备。”
Mesut建议国家实验室应该解决大学研究范围之外的社会挑战，在国家一级，甚至在国际一级。“应该建立一种机制，确保来自国家实验室和其他机构的科学家处于平等地位，并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衡量。”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平衡。
针对国家实验室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认为，只关注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在未来可能会遇到问题，因为科学研究有好有坏，尤其是在粒子物理方面。最好有长期的应用研究，如我们正在进行的同步辐射光源的研究和开发。还应该有基础研究，比如粒子物理学。“我希望中国科学院在规划国家实验室的未来时会考虑到这一点。”
吉布斯建议道:“除了其他科学和技术目标，美国的许多国家实验室都对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创造就业和经济利益的研究感兴趣。这次会议让我意识到中国研究人员和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
梅苏特说，他的国家实验室有很大的期望。他说:“工业领域的创新链与基础研究完全不匹配。我们通常会考虑未来10-15年，而他们会考虑2-3年。达到这样的期望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是关键，但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创新的工业产品需要很长时间。”
美国能源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主任彼得·利特伍德有另一种观点。他说:“我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我们面临着国家一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并且能够带来长期愿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基本的科学方法，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众所周知，我们可以从科学中获得技术，从技术中发现科学。”
最好的管理方法是集中人才和资源。
在谈到如何管理好国家实验室时，梅苏特说，“国家实验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人才和资源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位置比组织结构更重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把员工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中国科学院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它已经有了实验室、研究机构和设施，也就是说，国家实验室的基本框架，但缺乏一个研究人员可以密切合作的共同场所。你可以远程合作，但难度更大。”
他说，例如，科学家之间通常没有关于气候变化、计算机和环境的交流，但是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大楼里，他们可以一起吃午饭和讨论问题，并且很快他们可以在工作中建立合作。"如果他们相距几千米，这就不会发生了."
丁洪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科学院有100多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专注于不同的领域。这些研究所应该与大学和企业形成一定的区域性研究基础。"如何将现有机构与未来计划结合起来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不过，王并不认为距离绝对会成为问题。他说:“这实际上取决于相关人员是否有相同的想法，能否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否则，即使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也无济于事。粒子物理学中的许多项目都是很好的例子。通常这些大型设施和团队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组织他们做同样的实验。”
在这方面，利特伍德分享了联合储能研究中心运作中遇到的挑战。阿尔贡的国家项目涉及许多个人研究人员、大学、国家实验室和工业。起初，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工作模式——起初，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语音邮件和视频系统建立联系，但后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最后，我们实际上组织了很多面对面的小组会议，一些周会，一些月会，每个人都在飞来飞去。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真正遵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军事化和精确的合作模式。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在特定阶段他们应该交付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每个项目都是不同的。”
(秋瑾的作者是的特约撰稿人，译者:陶梦音，编辑:王均明)
